改革開放后，中國依靠人口紅利，經濟迅速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市場之一。然而中國人一直對人口數據患有“恐懼癥”。2016 年起，北京和廣州等城市相繼制訂人口規劃，控制人口增長速度，緩解大城市面臨的種種挑戰。對此，攜程執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認為，人口多、市場大的規模效應，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突出的優勢，而人口控制趕不走霧霾，趕走的是城市活力。

2017年1月6日，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在京舉辦系列圓桌研討會之“梁建章：人口，創新和城市規劃”，剛當任CCG副主席的梁建章從人口數量、年齡、聚集等方面談論了創新和人口的關系，并指出人口、創新決定了未來中國經濟的活力，決定了中國經濟是否能夠從中等收入國家變成發達國家。

多年來，梁建章一直在思謀讓公眾、決策者擺脫“中國人太多”的思維窠臼。在他看來，人口多、市場大的規模效應，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突出的優勢。年輕人適合創新創業，而目前的人口老齡化是阻礙創新創業乃至降低企業活力的主要因素。從宏觀角度來看，經濟政策也會隨著人口的老化變得更加保守。
英國脫歐就是這樣的例子，日本也是很明顯，日本人口老齡化導致近二、三十年日本創新創業的活力受到很大的影響，其宏觀政策實行著一種非常低的利率甚至于通縮的政策，使得效率比較低的企業能夠延續下去。而實例證明，越是年輕的國家創新的活力越強。

梁建章判斷，未來的中國迅速老化，到2020年中國的老齡化將與1990年左右的日本差不多。如果中國人口政策沒有大的變動，未來中國人口結構會很嚴峻，即便現在放開二胎政策依然不夠，因為新生兒占世界新生兒的10%都不到。財政補貼效果不明顯，人力資源投入不夠，九年義務教育、高考以及幼兒園、托兒所等還有較大的差距。

對于輿論渲染的所謂“大城市病”，梁建章也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大城市在產業集聚、人才集聚、跨界產業以及世界交流方面具有優勢。中國的城市人口偏少，最大的國家應該有最大的城市，中國顯然沒有。而人口控制，會影響創新，加劇貧富差距，也不利于產業升級和環境改善。

梁建章所持的觀點是，目前的貧富差距主要是城鄉收入的差距，中國的城鄉收入并沒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而縮小，主要是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動。至于交通與城市、人口規模的關系，并無正相關性。最堵的地方是發展中國家中等收入的城市，而不是發達國家的特大城市。比如，紐約道路的密度比北京更密，東京的土地利用率明顯比上海高。這就很說明問題。

有人認為人口控制有利于緩解霧霾現象，梁建章則表示，霧霾與城市大小也沒有必然聯系，城市化率與污染成反比。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有助于緩解目前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一方面因為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會提升經濟發展水平，而大城市也更容易推行各種環保措施。另一方面，大城市的產業大多為服務業或高端制造業，相比重工業污染較少。此外，城市人口越多，基礎設施的利用效率就越高。

基于對當前中國人口問題的分析和危機的認識，梁建章認為，放開戶籍限制，讓更多外地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和工作，不僅能促進中國的創新和經濟發展，縮小貧富差距，還有助于緩解目前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而“人口控制趕不走霧霾，趕走的是城市活力。”

對此，與會學者紛紛表示贊同，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袁剛強調，國家現在需要非常重視人口問題，放開二胎是一個具體措施，但目前效果不明顯，并沒有出現所謂的嬰兒潮。由于愿生二胎的人比例不到一半，放開二胎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建議不要限制生育，也不要補貼不生育，讓人口順其自然。同時計生人員應適當裁撤，人員轉移到衛生或其他部門。

財新網人口專欄作家黃文政也進一步強調目前人口問題的嚴峻，不僅僅在于老齡化，而更多是人口數量下降的趨勢不容樂觀。中國人口比例已經從200年前占世界人口35%減至1949年的22.1%，到現在的18.5%，并且低生育率會讓未來每50年人口數量衰減55%，加上未來10年育齡婦女人數將降低45%，使得中國人口銳減的趨勢不可逆轉，從目前趨勢發展來看，至少需要兩三代人的時間才能將中國人口增長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