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詞，拿來形容哈爾濱的氣質最恰當，粗糲。

匆匆過客

 十一月初的哈爾濱已經(jīng)進入氣象意義上的冬季。滿街彌散著燒秸稈的味道，天空灰蒙蒙一片，不知道是煙，是霧，還是霾，太陽光透過它們一點點滲了下來。汽車鳴笛聲、自行車叮叮聲在干冷的空氣里聽起來格外清晰、爽脆。

天，黑得特別早，四點多鐘太陽就已搖搖晃晃落下去了。大街上冷冷清清的，行人縮著脖子快速走著，趕著下班放學回家做飯。

我轉角逛進一片夜市區(qū)，這才找到哈爾濱的活力所在，熱鬧呀，“大金鏈子，小手表，一天三頓小燒烤”，暗黃的燈，哈啤、倉買，隨處可見。他們的商店招牌也不像“王記”、“李記”文質彬彬，老王燒烤、李老頭大排檔，直截了當、熱氣騰騰勁兒隨著菜味兒、酒味兒撲面而來。

36年前，1979年，我爸出差到哈爾濱，不過短短幾天?？芍两袢詫︸R迭爾的雪糕、公園里的跳舞念念不忘?！岸?，屋檐上還接著大冰碴子，都時興吃雪糕，第一塊吃進去，是涼，第二塊再吃進去，是透心爽！”

又說，傍晚走到公園里，男男女女放著音樂，跳交誼舞，很自由很美好的樣子。他反復提及，次數(shù)有點多了。有一次我忍不住問他，為什么獨獨對哈爾濱印象深刻。他想了想，分析說，剛開始改革開放，社會風氣也輕松起來，從下鄉(xiāng)的地方終于返城了，又剛剛結了婚，自然看什么都是好的、新鮮的。

那年，他才27歲。從照片看上去，高高瘦瘦，年紀輕輕，滿目都是遠大前程。

再往前，追溯到83年前，1931年。東北女作家蕭紅逃婚到哈爾濱，隨后結識了蕭軍，一起住在商市街25號，生活不免拮據(jù)，但兩人感情融洽，蕭紅開始學習寫作。那年的她不過21歲。

今年的我、1979年我爸，1931年蕭紅，都是哈爾濱的匆匆過客，或游山玩水、或公干出差、或困頓過活，當時只道是尋常，哪知哈爾濱這座城市也在生命里留下了或深或淺的刻度。我們與哈爾濱遇見，再分開，隨即被卷入時代安排的滾滾洪流中，不由自主。

時代洪流

上世紀30年代，蕭紅在商市街僅僅住了三年，日軍侵華步伐加速，戰(zhàn)火蔓延，她輾轉到青島、隨后流落至上海、日本、北平、武漢，最后病逝于香港。她顛沛流離，病痛、饑餓、窮困一直沒有遠離過她，甚至生下的兩個孩子先后夭折了。

上世紀90年代，中央財政赤字嚴重，國企，這個中央財政的大包袱連年虧損，國企重組、自主經(jīng)營、甚至“賣企業(yè)”、“減員增效”成了必然之舉。在當年朱镕基的三點指示中有“減人，不減人辦不好國有企業(yè)”，隨后600多萬國企員工先后被“下崗”了，成了無枝可依的小鳥。我爸媽就是他們其中的一員，當年的意氣風發(fā)，生生被磨成了無奈彷徨的中年人。

老百姓終其一生也無非求取安生立命之處。梟雄如曹操少時志向不過是“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在河南耕地種田時只是奢望“做官當做執(zhí)金吾”。他們哪能料到日后的傾世之功呢。時勢造英雄，時勢也制造不幸也制造幸福，不過是人生如浮萍，被時代推著漂流，或高或低罷了。

不屈靈魂

可當年我爸的際遇、蕭紅的早逝都是無謂的存在吧？不是的。普通人，即便平凡如你我，都是被所處的時代所綁架著，享受著時代的進步，也背負著時代的不公不正，像十字架一樣終生不能擺脫。

可是瞧瞧，即便背負著十字架不也是一步步地朝前走著嗎？為了維持生計，當年根正苗紅的國企職工，我爸去四處打工，我媽到市場上賣布，不容易也很辛苦，總歸是一點點把整個家撐起來了。蕭紅四處躲避著戰(zhàn)火，可也筆耕不輟，寫出《呼蘭河傳》這樣的傳世之作了。主動的、被動的，都在生活里掙扎著，都沒有認命。

蕭紅生活的時代，上世紀30年代，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數(shù)只占總人口的17％，死亡率25‰—33‰之間，人均壽命不到35歲，女性普遍沒有受教育權、婚姻自主權。這距今不過80年。我爸上學的時候，上世紀60年代，正趕上三年大饑荒，文革。這距今不過50年。我出生的時候，上世紀80年代，還能從抽屜里拿出一疊疊糧票，物質貧乏，距今僅僅30年。

希臘神話西西弗斯白天推石頭上山，夜晚石頭自動滾下來，第二天再要推那塊石頭往山上推，周而復始。我們總不會像他那樣做無用功。每個普通人的努力，對命運的不順從，都會形成強大的合力，推著時代這塊大石頭往上走，不懈地去改革它改良它。時代進步的動力正是來源于此。

尾聲

順著哈爾濱中央大街一直往北走到松花江邊，豎著一處防洪勝利紀念塔。東邊400米處矗著一架鐵路橋，橫跨松花江南北兩畔。橋窄窄的，中間自然是鐵軌，兩側是僅容一人通過的走道，腳下是江面。我去的時候正是傍晚，光線西曬過來，正趁著整座橋銹跡斑斑。我以為它是五十年代大煉鋼鐵的產(chǎn)物。誰知竟不是。走進哈爾濱建筑藝術觀，才知道，它也叫中東鐵路橋，是1900年哈爾濱開埠時候沙俄人修筑的。當時，此處是一處不毛之地。

百年滄桑、百年巨變，當如是觀。